基里巴斯人口约十二万，岛屿分散，长期面临经济和气候压力，2026年8月26日披露的消息显示，议会准备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规定只能同联合国会员国或永久观察员建立外交关系。 法案若通过，将压缩未来同台湾方面恢复所谓外交关系的空间，它为何要把外交选择写进宪法？答案藏在这个岛国的生存困境中。 国家不大，难题却不少 基里巴斯在1979年7月独立，独立时，它就遇上了一件麻烦事，巴纳巴岛长期依靠的磷酸盐资源快被挖完了，到1979年基本停产，过去能给国家带来收入的产业没了，新国家得重新找吃饭的路。 一个国家没有稳定收入，很多事情都会受影响，学校要修，医院要建，码头要维护，岛与岛之间要通船、通飞机，这些都需要钱，基里巴斯由许多小岛组成，人口又分散，修一项基础设施的成本，比很多陆地国家高得多。 它还要面对海平面上升。基里巴斯很多岛屿地势很低，海水一涨，海岸会被侵蚀，地下淡水也可能受影响。 对大国来说，气候问题经常是会议上的议题，对基里巴斯来说，气候问题和住在哪里、喝什么水、粮食从哪里来连在一起。 基里巴斯缺的不是口头支持，而是能长期做下去的项目。修好一条路不难，难的是以后有没有人维护，送来一台设备不难，难的是本地有没有人会用；建一座码头不难，难的是几年后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这就是基里巴斯最现实的处境。它需要的不是短时间热闹一下，而是能长期帮上忙的合作。国家越小，越经不起政策反复，可基里巴斯过去的外交路线，偏偏有过多次变化。 2003年转向台湾，基里巴斯为什么同中国翻脸 基里巴斯并非一开始就站在台湾方面。1980年，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建交文件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当时，基里巴斯国内围绕中国设在首都塔拉瓦的航天测控站出现政治争议。 争议集中在测控站租约和用途上，反对派要求审查租约，测控站问题也成为当年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原政府下台后，阿诺特·汤领导的新政府上台，对原有对华政策作出调整。 2003年11月7日，基里巴斯宣布同台湾方面建立所谓外交关系。这一步违背了中基建交时作出的一个中国承诺。中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基方纠正决定。 由于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基关系的政治基础，基方转向台湾后，中基原有外交关系和合作基础随之失去支撑。 到2003年11月底，中国正式中止同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设在塔拉瓦的航天测控站也停止运行。基里巴斯当年的转向，不是普通的外交调整，而是国内政局更替、测控站争议和对外政策变化共同推动的结果，最终触碰了中国核心利益。 2003年之后，基里巴斯同台湾方面维持了十六年关系，但国内的发展难题没有消失。马茂2016年出任总统后，把旅游、渔业和岛屿交通放进发展重点。 基里巴斯岛屿分散，飞机和海运关系到人员往来、物资运输和旅游收入。要推动这些计划，政府需要更大规模、更长期的资金和基础设施支持。 2019年，马茂政府曾向台湾方面提出购买商业飞机的资金需求。台湾方面提出提供优惠商业贷款，基方希望得到更直接的资金支持，双方没有谈拢。 原有合作难以满足基方推进交通和发展计划的要求，促使马茂政府重新评估对外关系，并把目光转回中国。 2019年9月，基里巴斯重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方面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并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2026年提出限制外交对象范围的修宪方案，指向也很明确：减少未来再次出现2003年那类外交反复的可能，把对华关系放到更稳定的轨道上。 修宪不是做样子，是给合作定下规矩 这项宪法修正案写法很直接，基里巴斯准备把外交关系限制在联合国会员国和永久观察员范围内。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也不是永久观察员。法案没有写明中国和台湾，指向却很清楚。 法案若通过，未来政府如果想改变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就不能只靠一次政策调整，还要面对宪法层面的限制，这就是它和普通外交表态不一样的地方。普通政策可以随政府变化而变化，宪法要改，程序更复杂，门槛也更高。 基里巴斯想做的，是把一个中国原则从政府的外交选择，变成更稳定的国家规则。它并不是在说以后不需要处理任何外部关系，而是在划一条底线：国家不会轻易再走回过去那种反复改变外交承认的老路。 很多人只盯着法案会不会通过，却忽略了它已经说明一个事实。基里巴斯现在最看重的是政策稳定，它知道，外交关系如果总是变化，外部伙伴不会放心，本国的长期规划也很难做。 我觉得，基里巴斯这一步有很强的现实考虑。它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浪费，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试错。 海岸侵蚀不会等议会慢慢讨论，岛上的供水、交通、就业也不会等外交争论结束。政策稳定下来，才能把精力放到真正要紧的事上。 一项法案不能立刻解决所有难题，也不能让一个岛国立刻变富。但它能让外界看到，基里巴斯准备把方向定下来。合作方知道它要走哪条路，才更愿意做时间长、投入大的项目。 说到底，修宪